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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 哈尔滨文学论坛06 · 世界的症候及其文学表现:老长的小说

归档日期:06-21       文本归类:暴露征候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原标题:实录 哈尔滨文学论坛06 · 世界的症候及其文学表现:老长的小说艺术

  2017年4月15日,果戈里书店携手哈尔滨师范大学审美文化与龙江文学研究中心、萧红文学院、哈尔滨文艺杂志社、《小说林》杂志,联合举办“ 龙江文学新实力·哈尔滨文学论坛系列活动。

  老长(作家)、龚宏(哈尔滨学院文法学院院长、教授)、郭力(教授)、宋宝伟(副教授)、张良丛(副教授) 、姜胜群(编辑)、申志远(记者)、薄刚(《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薛喜君(作家)、孔广钊(作家)、孙可(萧红文学院创作部)、满蛟(教师)、杨海峰(博士生)、谷苗苗(博士生)、哈师大文学院硕士生余媛媛、王威、包晗、郭永洁、何佳宁、刘小琪、赵永惠

  今天哈尔滨文学论坛一周年。欢迎作家老长,本期我们对他的小说做一个集中研讨。

  论坛的主角每期都在更换,而且论坛参与者也在不断增加,我感到非常高兴,这给我们增添了很大的自信,实际上也是对我们一年来积累下来成果的一种检验。我们的论坛做的是本地中青年作家的评论,在纯文学如此不景气和低迷的情况下,在本地作家作品广大读者并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我们的论坛依然坚持到现在,这种精神我自己想想也是感慨的。

  今天请来的作家是老长先生。我们可以直入主题吧。老长整个创作的历程中,我们能看到“城市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和我们当下的文学需求有契合之处,很多的文学刊物都在大张旗鼓地开辟“城市文学”栏目。但是我更愿意从一个作家的成长过程来谈一谈他创作的轨迹:老长第一本书一上来就是长篇小说《行色慌张》,一直到去年最新发表的短篇小说《新春快乐》,在他有近二十年的创作过程中,他没有一本长篇接一本长篇出版,而是越写越短 ,到现在基本上主攻短篇小说了。其实,这是一个作家正常而优良的品质,从最初的蛮勇到渐渐有了敬畏之心,才能够真正认清自己创作的优势与劣势,尤其是技法的日趋成熟以后,敬畏之心油然而起。回过头看他的长篇创作,实际上是不成熟的,有些流于当下网络上都市小说的松散,这种松散主要还是没有作为作家独到的认识,然后由认识的角度而去谋篇布局开来,所以读来缺乏文学凝练的力量,只是人与亦云的敷衍成篇,包括人物性格塑造这些基本功的东西,也有这方面的缺陷。但是我们能看到他在不断成长的痕迹:比如他的《太阳》这个短篇小说,我觉得可能叫《夕阳》更好一些,讲了一个有丰富经历的老人在夕阳西下的江边,他在夕阳西下里所产生的漫长一生的感怀,犹如电影的慢镜头将一生的荣耀与挫败缓慢地拉长,读起来很有味道,能够产生很多夕阳般浓烈的共鸣。但是他后来的一些短篇小说,渐渐回到了文学更深的本体里来了。这是一种挑战的姿态,挑战我们每一个人本可以产生共鸣的欣喜与欣慰,反而会引起莫名的压抑,不是抚慰而是消沉,并且一味地消沉到底,丝毫不留余地。这就要回到城市文学的本质上来谈,我觉得他就这一点上恰恰是我们城市文学应该去挖掘的矿藏。城市文学之所以有着蔚为壮观的未来,除了城市化快步发展的需求,更主要就是巨变下人心的蜕变,城市纷繁阴影里遮蔽与隔离的作用下,他的小说中的地位低微的小人物渐渐产生自我压抑下的分裂,分裂为更为隐秘的心理,并且隐秘地彼此隔膜起来,始终如一地冥顽不化,永远不可通融开来。他的短篇小说里有很多边缘的都市人都是以彼此隔膜的形象出现,他揭开了这些形象的本质,又从很隐秘的角度来写隔 膜人物心理的变化,而且还有一种很强的隐喻性,隐喻着人人不可沟通的内心,所以构成通篇压抑的情绪,而没有出口可以供我们呼吸!甚至是绝望情绪弥散到底。前面说他的长篇小说有些松散,但是老长对细节的捕捉始终是精彩的,典型的环境下准确的感受能力,透过不错的笔力笔笔富有质感,在很多作家身上不是很突出的,大多只是一种共性的描写,没有独特的感受能力,所以这是他的优长之处。还有一个是老长笔下的人物以及心理描写都很不错,但有一个问题是存在的,他对所有都市人的心理种种的探微,更倾向于种种社会现象产生心理活动的推演,但如何往下延伸下去,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些现象产生的压抑情绪中,并且一成不变下来,它或许应该在更为狭窄的内心探微中,应当有光亮,内心狭窄的光亮,其实就是力量,社会现象产生的心理总得要有力量来解决吧,仅仅停留在现象引起的悲观情绪中,说到底与前面里说的给人予抚慰的共鸣没有区别,依然没有体现出来作家应有的锐利,不过是换了一套面孔,说看看老子不惯你们了,不再抹蜜了,老子给你们揭示不可通融的人心,其实还是异曲同工,还是没有决绝地深入下去,还是为现象所累,没有对本质揭示的力度!或许这个时候真正的现代小说曙光出现了!也就是更为主观的力量,哪怕是隐秘的狭窄的甚至是并不光明的力量演化下来,可能出现荒诞的曙光,可你现在只是停留了表象的情绪里不能自拔,缺乏超拔的力量。

  这次论坛已是第六期了,前几期我都很关注。不过,并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能以嘉宾的身份坐在这里接受各位评论家的点评。虽然从事小说创作已有十几年,也发表过一些东西。但我始终觉得自己的作品还难言成熟。可后来又想,自己的作品能经过评论家的法眼审视,并予以指正,实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所以,就心怀忐忑地来了。

  我真正写小说是从那部勉强叫做长篇的《行色慌张》开始的。在此之前,我基本是在混生活。直到人届中年的某一天开始,觉得自己似乎应该寻求点精神方面的慰藉,就写起了小说。

  按理说,我似乎重新捡起画笔更合理。因为,自己毕竟是学画出身。可是,画笔扔得实在太久,兴致虽说不至于荡然无存,但毕竟生疏了。再加之自己的油画专业在作画之前的钉画布、刮底料一类繁琐的程序想起来都觉得麻烦。而写小说则方便多了,只需一个脑袋和两只手,另外,再加上一个带电的脑袋就够了。更主要的,还是写小说也曾经是我的一个愿望。

  还在高中时期,我就写过小说,只有一篇,是个短篇推理小说。主要因为当时由衷沉迷于阿加莎·克里斯蒂。最初了解这位英国女作家并不是通过她的小说,而是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太喜欢了。后来就去书店买了她另外两本《东方快车谋杀案》和《闭幕》。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的读书完全出于兴趣,不像现在这样,每每捧起书来,便会由研究、学习一类词汇而产生一种强加感。我当时整个人都被带入了作者所设计与描绘的线索和情境之中了,以至于读完后竟觉得只有推理小说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只有阿加莎·克里斯蒂才应该被称其为文学大师。

  当然,我那时写那篇小说只是自娱自乐。而且,写过一篇之后就停滞了。也就是说,我开始写小说的时间并不晚,只不过才刚刚开始就宣告结束了。此后,近乎二十年没动过笔。

  那期间,我虽然没写小说了,却渐渐知道了自己曾经喜欢的推理小说不过是一种类型文学,并不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以及深远的社会学意义。知道这些,不仅仅是读过些理论家的评价而得到的体会,同时,也是通过品鉴具有真正艺术价值的绘画作品而感知的。比如说西方十九世纪绘画的诸多流派,都与文学的流派、特征审美及思想内涵近乎是一致的。所以,当我后来再写起小说时,无论是对生活的意义,还是在艺术品质方面,都多少有了相应的认知。

  至于我最初写的长篇《行色慌张》,这一次我本来不想拿出来。因为,现在看来,它实在太粗糙、离真正意义的小说差得太远了。如果一定要找点优点聊以的话,充其量不过是一只刚刚出生,啥也不怕的牛犊子。尽管如此,那也堪称一次磨练。在近乎四年的磨练中,使我懂得了其实写作者根本无法完全还原和再现自己曾有过的经历。所以,也就不必为如何能真切地再现生活费工夫,更该做的,其实是如何表现。表现和再现不同,它相对多出了写作者自身对生活的体验和认知。这种体验和认知,势必具有独特性。就是说,身处同一个环境,面对同一事物,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感觉的。写作者就该去呈现自己的感觉。如果没有个人独特的感觉,也就很难达到表现的过程。

  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多少融入一些思考,已是在完成那个长篇后一段时间的事了。想来,应该是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的那个短篇《太阳》开始的。在那个短篇中,我写了一个饱经世事沧桑的老人在孤寂的生活里一再追寻着生命的意义。虽然他始终都没能给自己一个满意的解答,却仍然对生活充满畅想,而他的畅想也许恰恰就是他生命的意义。

  之后,我又相继发表了《子要来了》、《泉》、《麻雀》、《狗命》、《新春快乐》等一些短篇。除了《子要来了》是一个“狼来了”故事的翻版之外,其他多半是呈现当下城市中一些人内心里的一种灰色的情绪。那情绪是由于生活压力给人精神上带来的恐惧、灰颓、苦涩、无助、压抑甚至是虚无和绝望。在表现这样的情绪的期间,我曾试图找到可以驱遣虚无,以致在精神上得以救赎的一剂良药。可是,始终没能开出一个温暖的药方。后来想,或许艺术家只需做到真诚的表现就够了。

  我一向都是个不擅于思考的人,如果可能思考的话,便一定是在写作过程中。比如以上提到的几篇作品,它在最初阶段还没有多少思考的成分。若是有人能读出一些来,则都是在写作过程中产生的。我极不赞成那种冥思苦想地将一切统统构想好了才动笔的写作方式。那样势必压制写作过程中所萌生出来的新鲜感受。同时,也很难让作品沿着它自身的成长轨迹发展。那样的写作过程肯定会令我感觉乏味的。

  尽管我从真正写小说开始,就懂得艺术形式的探索求新尤为重要,如同毕加索说的那样,他说古典画家相对我们要幸福多了。他们是在同一规则下作画,然后比谁更高明。而我们则必须找到一颗属于自己的太阳。

  可回顾自己这些年来写出的作品,应该都属于传统意义的东西。因为具象表达的烙印,从学画的时候就深深烙下了,总是不由的向“似”靠近。当然,想做到全“似”实在太难。但若想做到不“似”(抽象意义,先锋意义)似乎又更难。所以,也只能选择“似与不似之间”,也就是美术行当里称之为的意向表达。当然,我的意思并非是在借用齐白石先生的名言来褒奖自己,只是在说自己的小说似是而非罢了……

  老长在哈尔滨的作家中是很独特的,他既不同于“偏脸子”的孙且执迷于地域符号、挖掘那里的人性;也不像梁帅去写形形色色的人。他其实是用一种传统的叙事方法在写小说。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小说中的人物、情节、表现手段很老套很传统,但其实他的可爱之处、他的闪光点就在于此。

  他的小说有意思在哪呢?一方面就是基本没有离开他接触的环境;另一方面他用这种在今天可能被抛弃的手法写得是出神入化的,比如说他的《子要来了》、《麻雀》。老长很喜欢看影碟,他看了外国电影的好的细节,能够很好的把这种感觉用在小说里,我觉得这个是他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看老长的小说,我脑海里出现了这样一个题目——“看见”城市的隐秘河流。为什么说是“隐秘的河流”呢?因为正像他刚才所说的,他要写灰色的情绪,这点和我读的感受是一样的。他写了很多城市普通人的挣扎、焦虑、挫败感,而这些恰恰是都市人灰色情绪的体现。每一个作家,当他面对都市的时候,他一定会有都市经验的个人式的书写,老长的都市经验也是个人化的。我们看今天都市的文学仍然在继续,很多作家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去写,但是每个作家的风格和个性是不一样的。哈尔滨的老长,他有自己个人化的都市经验,我在读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几点:

  第一点就是作家的“读心术”。比如说《阁楼》,“阁楼”是一个男人情欲的莫名的骚动,这种骚动往往有着在多种现实生活压力下的内心的纠结和挣扎,它一定会找到一个出路和机会,有它情绪发泄的可能性。所以当自己家下水道漏了的时候,也可能是他内心隐秘的感情决堤的开始。所以他进入中年后与妻子感情趋于平淡,未必这是他内心崩溃的情欲的唯一的原因。楼下的女人是生活当中出现的女人,对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她就构成了他与生活本身的一些幻想,或者一些想象的方式。那么这些想象的方式完全是心理的,老长用了一个特别巧妙的细节,他抠个水槽,希望再次漏水,女人再次出现。这是一个男人的幻想,在这个幻想过程中,他完全是沿着自己的思绪,沿着自己的欲望走下去。这个欲望是无边无际的,但是这个欲望又是可收可放的,所以他写的都是普通男人莫名的小小的骚动和内心欲望的挣扎,现实生活中可能没发生,我觉得这点非常好。

  还有就是《无雪之冬》,老长看到了一个社会上日益尖锐化的问题,就是老年人的问题。一个女儿,家庭阔了之后,当父亲鳏居,要和女儿一起住,但家业是女婿创造的,能不能来,这个就成为了小说尖锐的中心问题。老长在小说中构写了一次来自于亲生女儿的亲情的残忍。实际上现在的都市当中,这种生活的漠然与亲情的残忍是比比皆是的。可以说一些道德化的、理性化的、伦理化的层面,我们在理性上都认知得很清楚,可是在每个人生活当中是害怕衰老和死亡的。当我们骤然看到父母衰老的时候,我们还要想象他们死亡的方式。果不其然,老长把父亲的突然死亡、无数的造访、女儿对父亲的日益的肉体死去慢镜头的想象呈现,以及父亲在火车上突然的死亡那样残酷的呈现,实际上这就是现代都市人心理的矛盾挣扎和巨大的落差。我们面对着父母的老年和我们自己可能的老年,我们该怎么办,这也是城市生活很大的一个问题。他完全通过女儿的心理呈现出来,想象的死亡、可能发生的死亡和最后真正发生的死亡。老长作为一个作家,在思绪中去运行,这是非常好的,他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了。一个作家,他的读心术很重要,他的心理是细腻的,他对于生活的阅读经验非常敏锐,很独特,这是一个出色作家表现的才华。

  还有一点,作为一种城市题材的都市文学,既然都市人是焦虑的、挫败的,那都市的现代人的出路在哪?所以老长就写了一种“无路可走,无处可逃”的状态。何院长刚才说,老长的小说象寓性是特别强的,无路可走是《狗命》,无处可逃是《麻雀》。两篇小说以动物的存在来暗喻了人自身的存在,这已经进入了他所追求的表现主义的象征的境界。《狗命》中的狗是一只丧家之犬、流浪狗,那主人公何尝不是。在家里小心翼翼、没有地位,在单位女上司也给他压力,所以说他根本就找不到城市的存在感。以小狗来寄托情感的时候,小狗又不在了,所以他是无路可走的。然后看《麻雀》,这可能是个双向的喻比,女人可能是金丝雀,但是小说中老长给了这个麻雀突然的消失,它到处乱飞,到处撞击玻璃,它昏死了。可是后来呢,它不在了。可能它苏醒过来以后冲向云天,可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她疲惫了自己的翅膀,她的生命疲惫了。她离不开既有的高楼式的舒适的生活,这个麻雀对女主人公来说,它的存在是个牢笼,它无处可飞。所以现代人是无路可走、无处可逃,《麻雀》也好,《狗命》也好,老长把这个问题喻比的非常深刻,丝丝入扣。

  第三个问题,刚才何院长也说到老长的小说有诗意。我有个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在老长的写作当中,他的诗意是破碎的。在《哥们的阳台》、《太阳》中都是破碎的。《哥们的阳台》中,因为老长本身也是画家,他在想画出个阳台特别有诗意,画出个月光,有树影,非常好看,他可以拦着梦中的情人看这个阳台。可是当阳台出现了,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回不去了,现实当中出现的梦中情人已经与和他有过肉体关系的女人殊无二致了。这说明他在小说的思考中同样注意到现代人在密闭的城市空间中灵与肉的问题,现实和梦想的问题。我们就是在灵与肉、现实与梦想中往回冲突,上下寻找。但这种寻找是不可能的,往往在预知到自己命运是如何的时候,上帝可能决定一半,你自己决定一半,可是自己觉得那一半可能会受到上帝的嘲笑。所以这个诗意永远是破碎的。从这一点看,我觉得老长在小说《太阳》中那个老先生梦想着自己舞台上的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琐碎和庸常都构成了鲜明的对比。都市人永远把自己的思绪放在理想的遥想当中,但是于现实中是庸常的、是无奈的。特别像《哥们的阳台》,老长毕竟是个男作家,作为一个女读者我还看到了他关于都市中男性的救赎。男性的救赎依然是通过女性,可是女性已经没有了这个能力。好几篇小说中女性根本就救赎不了男性的精神,在老长的小说中有他的重复性。从阅读中,我看到了一个作家写作的细致,都市个人书写经验的独特。 还有就是在这样的写作过程中的问题。城市文学中很多都是日常生活化的平面的书写,但是平面化书写中带来一种写作者的困境,就是平面化生活的视角在截取的过程中是不是叙事本身把内心的感受到现代都市人的灰色的情绪或者深刻的悲哀,或者说某种困惑把它隐藏在某一个情节的变化当中,不要让它平淡化。

  老长有一点写得很好,就是他写中年男人对性的厌倦,或者说是他们在“压抑挫败”之后那种不是窥视、胜似窥视的心理描写。

  一看老长的小说,从场面、色彩感,就知道他是画画的,有点像罗伯·格里耶在“新小说”里对场景的描摹。但很快发现,他看似“客观”的场景描摹其实是跟人物细微的心理波动联系在一起的。你对无望的、无力的、无奈的场景的描摹,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极致。但不解渴或太压抑的感觉随之而至。刚才我也说了,这是因为小说缺乏“行动感”。麦卡勒斯、狄兰·托马斯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生命的强力,不一定直接来源于人物,也可以来自叙述方式。现实很无奈,但作家的话语是可以说什么“对”什么“不对”的,他在话语中所呈现出来的态度上是可以有评价的。故事里面的人物,不要在还没有与“现实”相碰撞之前,就因为了解了故事的规则,所以预先缩回来了,马上把欲望压回到自己的内心,变成一道想象的风景;不要轻易放弃人物可能的行动方向,故事人物也许会有他自己的逻辑;不要自行就把人物的强力意识阉割掉了。另外,还可以“往回追”,即探究:这种状态是怎么来的。比如《大礼拜》所描摹的先出破败之象的新邨,从小说中我们知道工厂是五六十年代建的,而新邨是七八十年代建的,工厂倒闭是在九十年代末、新世纪初,然后时是出卖厂区、遣散工人。在这里面大概能够发现小说与现实隐秘的关联——它指向的是物质资料并不丰厚的“大多数人”,它的“历史的痕迹”是非常深重的,郭老师说老长没能把哈尔滨的城市空间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是成立的。

  将小说与哈尔滨的的历史和地方经验过多地关联起来,要提防成为历史史料汇编与地方俚语集成,那样没准会限制情绪的自由表达,那也就谈不上文学所表达出来“世界的症候”。

  地方的经验也可能是世界的症候反映,某座城市个人的经验也可能是时代的经验、政治的无意识。《大礼拜》中“破败的新邨”可能也是哈尔滨某一个时代老工业基地的辉煌迅速衰落的表征,在心态、空间和文化症候上的一个连锁的反映。

  荒凉、破败感是多么好的一个文学世界,它们或许可以与时代没有任何的关联,完全可以进入到一个“神性”的层面。比如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用短短两片儿纸将所有的东西都涵盖进去,而谋篇布局充满着荒凉、破败的世界尽头的绝望感,而我们总是要“放”在这上面,“靠”在那块儿,恰恰限制了文学更深广的表达的可能。

  何老师所说的文学上升到这种更大的象征性的层面,是文学家必须要做到的。但文学的真正的思考,一定要与他生活的环境、与这个时代的历史发展进程有关系。回顾哈尔滨兴起与衰败的历史,它不只关联到哈尔滨这座城市的问题,小而言关联到东北问题,大而言与世界问题、国际问题也密切相关,比如美国、日本的一些老牌工业城市,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芝加哥、底特律,它们所呈现出来的移民问题、产业过剩等问题就与哈尔滨或整个东北的问题很相似。

  文学最终的归宿还是应该走向象征和寓言,这或许可以没有过多地与“时代”的勾连,或许可以更为简单一些,轻装上阵,从而直逼本质,反过来没准更好地反映出来所有时代或世界的症候。

  就算是麦卡勒斯的小说,也不能说没有触及到时代的问题,只不过时代问题、时代情绪或者总体性的情感结构,在她的小说中不是以“前景”的形式出现的。

  首先,我读老长作品时,并没有那种非常压抑的非常郁闷的感觉,刚刚大家谈到这点时,我认真地想了一下。我想,可能是我和老长对生活在底层人物的共同认知吧。

  对一个小说写作者来说,叙事的态度至关重要。态度是否真诚,从文本中一眼就能读出来。我是第一次读老长(仉立国)的小说,而且仅读了《哥们的阳台》和《大礼拜》两个短篇。这让我想起,从论坛之初,几位老师就曾说过,我们作者的作品不比中国一线的作家差,读了老长的两个短篇后,我深以为是。如果非要说差,那就是差一个平台,和一个机遇。

  对于小说,大家众说纷纭,有人从架构,有人从逻辑,有人从故事,有人从细节,有人从思想——我认为除此之外,好的小说是不露声色的,是看不出痕迹的。老长做到了,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叙事态度的真诚和亲切。他不急不缓,不慌不忙地把平凡人的眼泪、焦虑、忍忍、巧妙地隐藏起来。这种抒写苦难的方式才是沉甸甸的,才能直击读者的内心。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仿佛就在身边,转身能见,伸手可触。老长笔下的人都是平凡普通的,甚至不能说他们是在认真地生活,而只是活着,或者说活得潦草。《哥们的阳台》里的萧汉卓是这样的,他身边的女人也是这样。《大礼拜》的老贾一家,洪涛一家,老王太太和马三老婆也是这样的。从他们身上,读者能看到他们曾经为生活奋斗的足迹,挣扎的的痕迹,也能看到他们经过一番和生活的较量后,从生活走向活着的转变,以及对活着的漠视。老长把平凡人的善良、狡黠、计较、甚至没事儿找事儿的性格特点,都不动声色地表现出来。不能不说,这就是平民百姓活着的常态。如果说他肩上担负着某种责任,我倒认为老长是对生活自觉的认知。无论是犀利也好,平和也好,小说家都有权力有义务,把背阴处活着的人和事儿挖出来。在这个伟大而又辉煌灿烂的时代,不能不说是对某些现象的深刻讽刺,是对时代的一种有力书写,也或许是一种推动。

  仅就这两个短篇来说,我个人认为,如果再凝练些,尤其《大礼拜》的开篇部分,再直接一些就更好了。

  各位老师对老长小说的艺术特点写作方法进行了探讨,我就老长的创作态度谈一下我的看法。刚刚薛喜君老师也谈到了,一个作家的创作态度。我感觉老长的创作态度十分踏实,像老黄牛一样不急不慢的,拉着车慢慢走。他几个作品都体现一种来源于生活的认真态度,写的人物都非常的真实、接地气。让每个阅读作品的人都能读进去,每个读者读完之后都能记得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没有那种作家刻意雕琢的刀痕,我认为从一个作家的作品能看出他的态度,我们小说林也能看到一些非常有名作家的作品,与其相比,老长的取材,对于人物的刻画,都是非常的接地气,非常之真实。刚刚申志远说老长有些陈旧,但我认为这恰恰是他可贵之处,他不急躁,也不浮躁,作品之中也有这种感觉。对于追求更深一步的东西,也要提醒老长不要把自己的本质丢了。作为作家,有一个严肃的态度,踏踏实实的走自己的路,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老长也是用美术性的语言来书写自己的作品,因为我自己也画画,我感到老长的作品不是表现主义。我们所说的表现主义文学和表现主义的美术是不一样的,我去年也是到北京专门看了表现主义大师吕佩尔兹的画展,在咱们这里的作家中,何老师的作品属于表现主义,那种大骨头棒子式的,是一种学术性的小说。老长的小说从画面上看应该是水彩画,他自己也是画水彩的,按申志远的说法他是用一种很笨的方法方式来做小说。也就是说他是一笔一笔通过水和彩交融所形成的这种画面。我比较喜欢这种方式,我不喜欢在小说当中那种一惊一乍的表述方式,比如说像美国的欧·亨利的小说,有些东西稍微有点矫饰做作。读老长的作品就从来没有这种感觉,相反是有一种很扎实的通过细节推动画面展开的这种风格,结尾自然生成,人物也是自然生成的,符合自身逻辑,写的时候并没有预设他是怎么写的,这样的小说写的很纯粹。有的老师希望这个小说最后要多一抹亮色,其实我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因为我们的世界观就是这个样子,也可能老长的世界观就是这个样子,也可能我的世界观也是这个样子。这个世界总要有人写那种光明的,有人写别的调子,老长的长处是用常态写变态,我提的建议就是他可以把这种变态写得更荒诞,如果他可以往这个方向推进一步,可能写的会比现在更好一些。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很聪明,自认为有独特的看法,认为自己掌握自己这是走向更大的成功的金钥匙,意气风发,盛气凌人,却忘了人的渺小,人应当具有自嘲的精神,自嘲可以取悦他人,可以卸除防备,可以是伟大的小丑,他人欢乐的舞台上暗自垂泪,这样我认为才能真正以智慧的方式隐身于无,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的舞蹈。写作何尝不是这个样子,你认为自己不愿意同流合污,我有我自己的对污浊现实的看法,我要拎着长毛骑着瘦马去挑战风车,那么这个时候智慧的光亮恰好出现的时刻,嘲弄是何尝不是首先要从自嘲开始哪,想想《好兵帅克》,多么神奇多么有趣的人物!可以说是撬动貌似森严壁垒的世界绝妙的方法。还是回到方法论上来吧。

  我对作家老长的作品没有机会拜读,我们本地作家有丰富多彩的文学书写,我们可以从身边做起然后再放眼世界,这样本土作家会更接地气,因为写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事,会有一个互动效应。我们杂志开设“龙江当代作家研究”专栏作为平台,作为一个编辑者我感觉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支持。

  刚才老师们都提到读老长的小说有一种压抑感,其实我也有。不过我在想,如果让小说中写的这些人读的话,他们会有这种压抑感吗?我觉得不会,因为这都是他们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他们已经司空见惯。而我的压抑与老师们的压抑或许也不相同,因为我还未真正面临社会横亘在人们面前的结构性问题,所以难以有切身体会。于是我想,这种压抑是否具有普遍性,或许这更多的是一种反思性的压抑。

  郭老师刚才说小说里有一种破碎的诗意,我觉得那是生活诗意的破碎和理想诗意的破碎,而诗意的破碎正是来源于这种压抑。这种压抑一方面是小说叙述所带来的的压抑,同时它也是现实压抑的延伸。申老师说老长的小说有着传统小说的叙事特点,这种自然的、极其贴近生活现实的叙事方式把人们拉回现实。在老长的小说中,都潜在着一种社会逻辑,即功利性、金钱至上的生活法则,而这种社会逻辑也正是现实社会逻辑的一种表征。老长的叙事思路似乎一直在被这种逻辑牵着走,这种逻辑造成的当下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目前是难以解决的,所以这种逻辑导致的结果是无答案的,是无可奈何的,以至于人们都表现出一种“无望”的存在状态。

  在追寻这种压抑感,解谜这种社会逻辑来源的时候,老长将它们归咎于人性的弱点,这似乎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另一方面,这种社会逻辑不仅在小说中操控着人物的命运,而且似乎也在操控着老长的叙述过程。强有力的操控使得无论是小说中的人物还是作者本身都失去了行动的能力,以至于失去了与这种“固有逻辑”相抗争的力量。

  正是因为被这种社会逻辑紧紧裹挟,老长的小说中人物大多是焦虑孤独无望的,《新春快乐》刚出现一种行动的可能,便戛然而止了。我觉得如果能意识到社会逻辑的裹挟并在其中有意识地寻求突破,再将这一过程呈现出来,可能会产生某种力量感。

  老长能够用最平凡的小事刻画人物最为隐秘的内心世界,他在对人物情绪、心理波动进行绵密而细致地铺排中,展现了城市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小说中都是最普通、最熟视无睹、最周遭习知的小事,老长却能用真诚、细腻、柔软的笔触,使这些平凡小事爆发出强大的内在力量,引发读者的共鸣,促使读者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并结合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重新审视现实世界和自己的人生。在《太阳》中,作者只简要地勾勒了退休话剧演员老齐头无聊的生活片段,却意味深远。老人孤苦无依,每天靠出租舢板打发生活,一次偶然,有人找他演电视剧,他内心瞬间对未来充满了希冀,但因泥牛入海无消息,老人独自划着双桨漂入河流的神秘之处。在《狗命》中,老长描述了一位中年司机枯燥无趣的生活,他与妻子貌合神离,与上司和同事无话可说,却在与一条流浪狗的相遇中,找到了某种情感寄托。在《麻雀》中,老长对人物内心的刻写令人叫绝,主人公林菲每一个细微的心理波动都被捕捉到,林菲既想过衣食无忧的生活又深知自己已无法和丈夫继续走下去,她排斥拒绝丈夫又希望他能下班接她,多维复杂而矛盾的心绪在文字间延宕开来。在叙事上,老长不疾不徐,甚至旁逸出许多斜枝,像极了海明威、卡佛短篇小说的写作风格。例如《阁楼》,老长不厌其烦地描写邻居“胖小子”等琐碎的、与主要内容无关的情节;例如《大礼拜》,老长用大量甚至略显啰嗦的语言叙写老贾的生活环境,描写老贾参加完婚礼后观看别人打麻将等许多平淡的生活片段,这些看似冗长、单薄的情节积蓄了情感,展现出人物波澜起伏的心绪以及复杂而博大的现实时空。

  老长小说的细节很细致,就像作画一样,时刻给读者一种“在场感”。小说中的城市呈现着“新旧并立”的面貌,整体布景有一种灰暗和萧索,也推动了都市人的心理的发展。都市人内心有一种压抑,这种压抑感始终隐藏在更深的挣扎之下。但是小说的结构有些松散,以至于故事情节的推动不是很有力量。小说《麻雀》和《狗命》用动物的存在暗喻了人的存在,同时小说也从“性”的角度来叙述了都市人生活的压抑以及疲软。我们知道,性不仅是关于生殖的,关于身体的,关于语言能力的,更是关于历史的社会的结构的,那么是否在描写城市病的角度可以有一个转换?能不能从性的结构性的角度来描写呢?这是我所思考的一个问题,或许换一个方式就能寻找到小说创作所需要的更多力量。

  我刚才谈到了就是老长小说中关于男性的精神救赎的想象,《阁楼》、《哥们的阳台》等等,然后这里面能看到,在女性书写上,实质是有你主观想象的符号化迹象,作品里的女性形象并不真实。我们说人性有骚动也有情欲,老长于男性的情欲描写上是比较细腻的,文字也是很精彩的,但是对于女性本身作为人的情感和内心轨迹展现却不突出也不清晰,缺少互动。小说当中更多的是男性的心理描写,男性人物的生命轨迹更强,然后也更立体一些,而女性就很符号化,甚至是她直接就变成了这个城市某些病态的根源,性别刻板化印象于写作是不行的,男性主观化想象色彩很浓。当今社会问题很多,但女人不要成为城市病态的原因。

  女性在这里面是作为一种欲望对象化的符号,实际上不只是男权女权的问题,而是作为文本症候提示出制约整个场景的现实逻辑,它又在小说中制约了想象世界的方式。那套势利的现实逻辑,是一个超逾性别权力的更大的问题。

  老长的短篇小说,有着小人物式的风格。他自己在小说中也有着对逼仄生活的症候式书写,从我阅读的观感上来看,关注底层生活与生存状况,直面当下社会生活的变动现状,只不过是他更为关切和在意的事这样一些环境与氛围之下的,底层那一成不变的或者说是更为困顿的生活,这些小人物并不是说单纯的某种生存状态的定义,而是灰色的,愚蠢的,毫无意义的生活之下的小人物。这种生活又包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隐痛和焦虑。在一种矛盾困惑与犹豫不决中,他们或忍气吞声或异化到自我毁灭,都意味着一种无力改变现状的颓丧感。笔下的男性人物要么是自私虚荣短视麻木,与他们身处的环境一样粗俗,在琐屑庸常的生活中通过婚外情寻找寄托。就像高尔基评论契诃夫小说时的一句话“用一种残酷到无情的光明照亮了那些坍塌的道路,曲折的街道,窄小潮湿的房屋,在那里面一些渺小可怜的人给倦怠和懒惰闷的透不过气来。

  如《大礼拜》中的新邨和周边新派小区的参比,尽显简陋破败之感,世界的变动没有给它增点新的气息,反而加剧了苍老破旧,老贾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一样,都是或挣扎或萎顿的在生活中浮浮沉沉。而这些不幸仿佛真的应验了某些风水之说,实质上也是生活的窘境之下的一项必然因素。住在这里的男人们自杀或杀人或病倒,以此宣泄了一种无能之感,点滴日积月累的恩怨都化作一种不可容忍以毁灭他人或毁灭自身来达到一种爆发。我们在阅读中可能也看出主人公意识到自己的一种无序的,麻木的,乏味又琐碎的生活之中,结尾处选择用杀光来打破沉寂,或许也是一种必然。与《大礼拜》式的长镜头冷眼旁观相比《新春快乐》琐碎纷杂庸常的日常生活压力更显的无处可逃,不如老贾杀人一刻的解脱,男主人公的深深的疲惫之感贯穿了全文,新春和大礼拜一样原本是人最可以放松快乐的日子,在现今的生活中却依然是个幻想。老长在对细节的刻画中也尽显空间艺术和色彩艺术,不论是“一栋栋由清水砖砌的楼房从树林后头探出上半截身子,砖面已不是原本的土红,被涂了淡粉色涂料,可那层胭脂非但没掩盖住岁月的皴擦,反而欲盖弥彰”“底部结着污水的垃圾箱”“粗陋栅栏中的自留地”“一股尘埃,霉变,以及从各户人家散发出来的气味已先行蔓进他的嗅觉里”,这就展现了一个很清晰又味道十足的画面,如同4d放映一般展现出来。男主人生活在这个毫无指望的处境之中就如小说中说的“电视里那些重复播放的内容是在提不起他的兴致,而且也不相信随后的内容会出现什么转机,就像他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以不抱多少希望一样。”他的生活也是几乎一成不变的,这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这种无希冀让人崩溃,并且使他看上去更没有什么完美的特质,时暴躁彷徨徘徊麻木,但又在这中透出一丝真实的情感,并在这压力中试图追求片刻的释放。

  老长笔下的女主人公也大多生活在同样压力十足的环境之中。但其对女性角色的塑造更多了一份自私虚荣短视和粗俗,如《麻雀》中的林菲,一边自视甚高一边惴惴不安的去讨好他的老公滨子, 就像那只误入房屋的麻雀一样,是被束缚住的,而感情也显得庸常,充斥着利益关系。面对要离婚的困境,林菲在此显得方寸大乱,陷入一种难言的恐惧之中,最终她也在等待着老公的审判,她的主体性也是依附于家庭,老公身上。离开了这些,她仿佛就失去了一切,生活都变得更加无助起来。《无雪之冬》的红蕾的境遇仿佛更差一些,连审判的资格都有待商榷,生活的压力和琐碎让她在丈夫和父亲的夹缝中艰难前行,却没有改变这一切的能力。

  老长的小说像我们抛出了很多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他没有给出任何答案,或者说这种答案并不存在,这种不存在也恰恰给了我们一些答案。像高尔基评价契诃夫的一句话“:用一种残酷无情的光明照亮了那些明媚的道路,曲折的街道,窄小潮湿的房屋,在那里面一些渺小可怜的人给倦怠和懒惰闷的喘不过气来。”

  在阅读老长的作品时,我想到了一幅画作——委拉斯贵支的《侍女》。或许有人认为老长的创作方法有些传统甚至笨拙,但我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老长的文字并没有运用传统的全知视角进行创作,也没有将自己置于高处俯视着芸芸众生。就像《侍女》这幅画中一样,画师在位国王与王后作画的同时,镜子里同时展现出远处的人。老长的小说视觉感非常强,让我觉得四处都有眼睛在注视着我。或许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自我存在之处必有他者之影。在人物的展开过程中,老长并没有拘泥于反映式的写作,而是存在一些构成性的东西。至此,老长小说的复杂性已然为我们展现了出来,不是简单的“我”与“你”的关系,而是一个“我”与“彼”的关系。在《大礼拜》、《行色慌张》等小说中,都有这样的展现。但我仍有一些不同的观点:老长的小说已经具有了复杂性,却缺少了一些行动力。我觉得文学与绘画稍有不同,绘画在总体上讲是一种空间性、铺陈式的艺术,而文学既有时间与空间的转换,同时还需要一种凝聚力。老长的小说中其实也体现出了这样一种凝聚力,他并没有极端的幻灭,而是一种“幻惑”的存在。我喜欢这种幻惑,点到为止,(小说多义性的体现——何凯旋老师语)也希望这样的感觉可以持续下去,不要改变。老长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对于叙述时间的掌控。

  杨博士的意思,就是希望老长作品中那种漫幻式的心理穿行不要丢弃。人的境遇可以存在于“阁楼”之上,可是通过心理的穿行,使整个世界能够打开。

  与众位老师相比,我的思路可能没有那么宽广。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读老长的《太阳》让我有了一定的感觉,我会对号入座。老长的《太阳》中,有关地域的东西都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完全的展开。对于我这种本土的读者来说,读起来不是很过瘾,没有看到城市的点滴。我希望通过阅读小说,唤醒小时候对于俄式建筑的记忆。小说《太阳》的开篇给了我一种定式的感觉,作者通过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给了读者一个思考与假想的空间,既不冰冷,也不残酷。弥留之际我们会留恋什么,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或许老齐头曾经也有过名扬四海的辉煌时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终究无法避免人生的转折点——退休。现实在他的面前是残酷的,他不得不为了负担毫无收入的子女的开销而辛勤劳碌。尽管如此,老齐头心中仍然有一个“太阳”,那就是有人约他去演戏。在这个过程中,老齐头似乎焕发了青春。但梦想很快就会破灭,最终回归到机械的劳碌之中,回到家里陪伴他的也只有一台电视、一条小狗。甚至于想听到老伴的一声责骂,也变成了一种梦想。其实好的作品都是源于生活的,在这篇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深厚的生活底蕴,以及对老年人退休生活的关注。《太阳》的社会意义在于,老长希望通过这篇作品,使读者对退而不休的老人做到足够的理解和关注。注意排解老人的心理落差,消除老人丧偶的孤独寂寞,解决子女的照顾陪伴,完善社会养老机制。这就是纯文学深层次的一个东西。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读一种很肤浅的快餐文学,这类文学并没有很深刻的寓意。而读老长得的小说给我们一种很大的震撼,一种深刻的社会意义。当每一个人都捧着一颗太阳,照亮周围的人时,这篇小说的亮点就体现了出来。但是我觉得,在段落之间的转换时则稍显突兀。每一段过于短,没有较大的展开。

  各位老师刚才已经对老长的小说进行了深刻的解读。我就简单说说自己的一点直观感受吧!第一,我非常喜欢老长对于景观的描绘。在《新春快乐》一篇中,老长对于老式楼梯房的描写让人身临其境。他对景观的布局和与色彩的运用着实让我在头脑中形成一幅细致的图画。空气中似乎都可以闻到那样一股霉味。其次,各位老师刚刚说到读老长的作品常常会感到压抑与灰色。社会现实给了他们无尽的压力,磨灭了心中的激情。然而,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压抑与绝望都是由生存的压力造成的。在《哥们的阳台》中,萧卓汉精心绘做的阳台被于千鹤轻描淡写的忽略,萧内心中那仅剩的激情、理想与浪漫被彻底摧毁。这也应该成为压抑与绝望的原因的一部分。第三,老长在过去与现在、现实与幻想的数次切换中,将人物内心的撕裂感表现了出来。他们挣扎、痛苦、绝望,寻找出路却发现难有出路。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迷失了方向。同样是《新春快乐》,主人公在开车归家的途中模仿路边烟花的爆炸声就是一种主体精神释放的体现。但如果再深入一些,将这种主体的行动力迸发得更彻底一些,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可能是更受用的。

  老长的小说故事总是发生在城市社区内,大量笔墨都用来刻画着我们习以为常社区的外貌,排列其中的楼房或高档或破败,也表明着故事人物的身份。这些楼房不只是城市中的寻常建筑,营造故事的一种真实感,更是一种蕴含复杂文化意义的符号,形态的变化记录社会潮流的更改。生活在其中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城市中的中产阶级,这些主体塑造私人空间同时又被这种私人空间不断塑造。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回忆传统的住宅,大概就如老舍在《四世同堂》里四合院,方方正正的院落居住着老老少少四代人,它对外是封闭的,甚至在日本入侵中国的时候,男主人也希望一道院门可以隔绝外界的纷争、保护家人平安。对内它是开放的,每个屋子的大门都对向中心的公共庭院,东西南北四个朝向也按辈分排列整齐,一家人辈分分明又井然有序。同时邻里间也有胡同相连,遇到事情可以互相帮助。在老长的小说里,取而代之的是一列列拔地而起的楼房,全封闭户型里居住人口从四世同堂缩减成了三口或两口,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有浓厚的家庭伦理观念,儿女与父母维持着表面的热情与联系,实际上却是界限分明(无雪之冬里无依靠父亲始终不能住在女儿家中),即使偶然原因住在一起相互之间也会充满着嫌隙。居住环境越来越封闭,生活在其中的人压抑感也越来越强,安静的空间里每一个细节、声音或者气味都被不断地放大,《阁楼》里男主人回家,关门时撞击的声响从楼底沿着曲折的楼梯,放大变形传到了顶楼的某处,这也说明这种空间的封闭和静寂,即使是公用的楼道也没有一点人气,大家只能偷偷通过猫眼窥到一点他人的生活。

  私人的空间实际上也与整个社会的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与总体的社会生产相关联,资本的进入与城市的扩张同步使人口不断向城市涌入,城市居住用地紧张,传统的四合院一类的建筑无法供应这种社会需求,更重要的是资本运转使居住空间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批量复制的产品,产品是被面积大小、地理环境、交通位置等卖点来确定商业价值大小,而这种产品进一步成为了衡量人社会价值的必不可少的标准,个人拥有居所空间的占有、转让、出售、租赁权成为了私人财富的体现。《麻雀》里的人物,在她半梦半醒的幻觉里的幸福生活就是,应该身处于一个宽敞的卧室,落地窗外是波光粼粼的江水,睡在旁边的丈夫会带她去广州茶楼吃早茶,之后悠闲的去上班。只有身处在这样的空间里,人物才有想象中的安全与幸福感,她的幻想不仅仅是个人的幻梦更是社会结构所赋予的。

  私有空间自身也不断寻求着扩张,计划经济下的公用厨房、卫生间不再是和谐公共空间成为了争夺的战场,人们不再热心于维持一种和谐的邻里关系,甚至成为了你死我活的敌人。私人空间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封闭,它不再是温馨的港湾,人在其中被完全封闭了,空间曾经热情塑造出一种个人特色,但是这种个人特色在毫无交流、毫无对比的自我欣赏中变的平淡无奇,空间反过来开始塑造人,不断增强功利特点、淡化亲情色彩,表面上安居乐业无懈可击,实质上内心像浮萍一样毫无依托。而老长的小说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对这种苦闷、压抑感表现的细致入微。

  她说这个我补充一下,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她是从空间变化上来揭示这种无力、无助和幽闭那种感觉是怎么来的。其实是有它的现实根源的,是很直接的。比如说新村时代的时候,公共空间很大的时候,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为什么说世界症候的呈现不能绕过时代的问题,一旦绕过时代问题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抽象化,看起来寓言性很强,但实际意义不大,没有把时代提出来的疑问先解决掉。

  文学是揭示谜语作用的,让大家去看见。至于解决不解决是次要的,也是是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是现成的,谜语是靠发现的。

  另外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要解决的问题太多,文学恰恰应该避开一些问题。文学没有它真正的世界,不是跟社会问题搅混在一起,文学应该创造它独立的世界,告诉人们世界终究的归宿。至于某个时代呀或更多时代呀不过是世界最终归宿的一个个的阶段。

  我们现在讨论的不就是这个问题嘛。实际上80年代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后来断开了,到90年代不提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老问题。

  我们反思的就是这个问题,学院和作家不交往已久。举个例子,回到老长的小说,我觉得《子来了》是个失败的例子,那里面描写的现实过于象征化了,恰恰不是老长的特长所在,《子来了》它容易成为一个道德寓言,循环论式的人性恶,这不能说是老长的特色。这是我说的绕过了时代问题,绕过了现实,直接进行了抽象化的处理。学院里90年代一直在强调纯文学,新世纪以来我们在反思这个东西,也是要有转变。

  对,我也是亲历。何老师就你所说的纯文学,从韩少功,孙甘露到马原,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们也承载着意义,而且它们和现实密切相关。

  一类写发生在“现时”状态中的系列事件,比如《大礼拜》、《新春快乐》、《无雪之冬》。这类小说的事件链很完整。丰实且有层次的细节充实其中——大到空间环境、邻里关系,小到地板的尘渍、墙壁的斑痕,幽微至身瘫者的眼神、志灭者的叹息——这些细节相互粘连,互为掩映,尽致网络世界的轮廓与声色。

  一类写在“现时”的基础上作出的某种尝试突围的举动或设想,比如《哥们儿的阳台》、《阁楼》、《麻雀》、《太阳》、《狗命》。小说的主人公将“破局”的幻念投射于只堪想望的情人,超然却飘虚的异邦,看似繁密实则毫无聚合力、漏洞百出的空间结构,甚至将无法兑现的心愿和难以回返的慰藉,寄托在画出来的阳台,不知影踪的小狗和不明生死的麻雀身上。这里的“突围”往往流连于异想、沉迷于形式,屈服、终结于似乎牢不可破的现实。

  一类用“曲笔”触及世界的一般症候,代表小说有《子要来了》和《行色慌张》。这两篇小说可以对读,因为它俩共同勾描了一幅“追缉-奔逃”的时代影像,这与去年上映的电影《追凶者也》所演示的情境相仿。“子要来了”的重点在“要”字上,它表征了一种“流行于世”的失衡的情势与状态。“子”的故事其实是一套成熟的话语,只不过编织和掌握这套话语的人,无论是之前的姑姑还是后来的“我”,刚一全身“出场”就作势引退了。《行色慌张》最大的亮点和缺憾是在长篇小说的结尾虚化了“理想情人”的想象,使“她”幻生成“一个模糊的女人”的形象,并且作为一个被重新开放的位置,等待不同的主体以不同的形式,去争夺、去占领、去伸张,这等待被“认领”的过程,终于无需那么“行色慌张”。但问题随之而至,是否每一个人都能顺利来到这个可能性释放的端点?每人每事的起点又是否同样“一马平川”?在小说《子要来了》里,“话语缔造者”为什么要抛出这么一个“子”的怪象,仅仅是为了吓唬和捉弄小孩子吗?“小孩子”总有一天要“长大成人”。待“小孩子”长大以后,“顺理成章”地接过这眼下唯一的一套话语,可他们真正接过了那个可以让“自己的声音”得到有力传达与发散的“话筒”吗,还是顺着世界文本所给出的“斜坡”,完成了一次“花样速滑”?

  当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再次审视仉老师的小说时,会发现他小说的总体面貌依然是“沉默”的。

  首先,小说描述的是一个平行、低矮、压抑的时空,它既界限分明又不具生长性和流动性,与之相关联的是失效的记忆、罢工的时间、磨损的日常、阻滞的行动和冷却的仪式。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沉默”也曾是矛盾“爆发”的一个环节或一个部分;矛盾的“爆发”往往以“沉默”的方式和“沉寂”的表情展开部署,并最终完成“沉实”、“沉郁”、“沉重”的自我塑造和自我诉说;那种将“沉默”与“爆发”作简单形式对立的做法,既不利于“沉默”的表征也不利于“爆发”的疏导。

  再次,随着上述构形要素的全面沦陷,一种于“这个”世代始终在场、时刻奏效而且屡试不爽的功利主义风尚呼之欲出。《大礼拜》中,马三儿老婆和王老太太之所以那么轻易地就忘记了近在迟尺的“前车之鉴”,急着同老贾把本就“狭小”的公共空间交割清楚,是因为他们急于确认双方的“买卖关系”并从中获利;正因为交换价值统筹、抹平和重新裁定了其他的全部价值,“新春快乐”才被降格为一种修辞,特困老人、残障人士这些不具备生产实力的群体,才全然失去了“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依照由“交换价值”原则衍生出来的消费逻辑,爱人、情人才总是“旧”不如“新”,小说的主人公才需要在“风格”和“时尚”的向度上不断更新自己的“情感资源”。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重提“抽象的方向”,尤其是在精细的“意识形式”被“新意识形态”频繁征用、“主体形式”却向所谓“纯粹的形式”一再靠拢,世界你我,事实上被推挤成一幅图样缤纷、主体却不知所踪的“现代派作品”的今天。当世界已经有所倾向,“无状态”、“原生态”也是一种明确的表态,甚至还是自行“缴械”的区隔和妥协。但这并不是说文学就要直接、机械地回应时代与社会的问题,甚至提供取而代之的答案,预定完美无缺的构想,而是应该激活某种直面现实、趋向未来的态度。这样,当我们作为“行动中的主体”第二次来到那个断面永远光洁如新的“斜坡”,至少不会毫不犹豫就顺势“滑落”。

  老长老师的小说没有过多的叙述技巧的修饰,是一种平淡的叙述。描述着人们的生活以及人们对其身处的生活的一种体认。问题更多的来自生活本身。在这里我想从老师他所谈到他的创作经历说说。老师谈到他的一个困惑,在他描写生活的灰暗时总在思考有没有可能渗透些温暖的东西。可以看出他是有一些思考的,我在这篇《无雪之冬》中找到这样一个细节。就是小说结尾当丈夫问到红蕾她父亲的情况时,看到的红蕾那一双泪汪汪的眼睛。那一双泪眼是一种人性的复归,是一种生命的温情的暂时回归。但这种回归不应是暂时的,应该挖掘这种可能性,使一种生命的情感的持久作为支撑,作为对生活中的问题的一种回应。谢谢!

  我要说的还是《新春快乐》,这篇作品使我想到了刘震云的《一地鸡毛》,这种琐碎的、细致微小事物的描写实与新写实小说相类。作品是一面镜子,除了让我们看到作者想表达的东西之外,也会映照出自己所关注看重的东西。有人从作品看到了压抑,而我从中看到一种乏味。生活中无数碎片化的、不断重复、仿佛没有尽头的小细节呈现出了这样的乏味。其次,许多老师提到了情绪上的无望,结合我所看到的夫妻之间的厌倦,和亲人间交流的缺乏,从阶层的角度来看,底层人民在与上层阶级巨大的贫富差距中,除了物质贫乏之外,精神上也缺乏寄托,包括在家庭生活中情感也是难以温饱的。此外我还注意到文中多次提及的鞭炮声,不但在文章的首尾处相呼应,在文中也多次出现,以我的阅读经验来讲,对这样的结构并没有感到多少惊异,反倒是“他”在父亲病床前时情感突然找到了一个缺口,情绪在这里得到释放,不但补充了结构,而且就像文章结尾处“他”口中模仿的鞭炮声一样,使人感到我们的生活是需要这鞭炮声一样的温情的,轰然一响,成为照亮整个夜空的烟火。

  我简单总结一下。这里面唯一一个长篇就是《行色慌张》,六万多字的小长篇,我先是一看第一部是一个长篇,后面基本就是短篇了。但是我们能看到后面的很多主题都在这里面。《行色慌张》大概是几个东西缠绕在一起,欲望,爱情,自由,或者还可以再加上一个艺术,这几个东西始终缠绕纠缠在一起,此后这几个纠缠以各种形态出现在后面的短篇小说里面,当初的一些主题在后来的几篇小说里都存在了,当然也把这些主题推到一个更深入的层面上。另外总体上来说,老长起码有一点,对至少是某一种现实的描摹、那种揭示是达到了非常深的程度的,这个是毫无问题的,然后大家不少人都希望能够看到后面的,就是当然不是说不仅仅在故事结构上改变原来的那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能让我们看到叙事者的力量的东西,毕竟现在大家还是更多需要……包括刚才王威提到底层人,如果真正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看到这个以后会不会觉得压抑,他说觉得不会压抑,我倒觉得他会更压抑,他不想看到自己的生活在作品里面再重新出现一遍,所以他们看的是啥,可能去看二人转,他们不愿意看这些东西,恰恰是这个,那说明什么呢,他是实际上希望看到一种从小说中看到一种新的可能,恰恰是这些人看到以后可能会觉得更压抑,因为他们的东西被书写了,被定型了,被以形式化的方式重新返给他了,他不得不接受,只能是这个样子了,所以他更压抑,我倒是这么一个感觉。我们今天讨论非常成功,尤其今天龚院长坐在这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听,请你结个尾,说两句。

  好,说两句。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早春的午后,能够来到果戈里书店参加这样一个论坛非常荣幸。一到来以后发现都是老朋友,何院长、乔院长,还有郭教授,这都是我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另外我们孔广钊作家,还有没有来的孙且都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他们成长为作家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觉得现在这样一个严肃文学或者是说像大家所说的纯文学比较受冷落的时代里面,有一些人坐在这在探讨文学的真谛,在研究文学的价值,这本身就是很令我感动的一件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作为哈尔滨市大学里面的学者和学生,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研究我们龙江作家的作品,评价他们的作品,我觉得这也是很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我们在课堂上讲文学史,讲文学评论,但是我们也有义务把我们生长的故乡这片土地上卓越的作家,把他们推上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去,这也是一种责任吧。所以哈尔滨文学论坛能够组织这样的活动,我能够来参加,我非常感动。所以今天我主要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来的,没有看老长同志的作品,这个很抱歉,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发言。但我有一些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文学写给谁看这个问题真的得解决,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文学作品,谁来读你的作品。实际上呢,刚才我听了大家的发言,从头听到尾,每一个同志都在发言,我一直想听几个词,比如说突破,比如说特色,比如说属于你作家个人的印记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我很想听,因为只有这个东西才能说明这个作品或者咱们这个作家是有个性的独立的存在,这个很重要。当然我没看这个作品,我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的评论,有的时候谈来谈去,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作品是一个五十年代的作家,六十年代的作家,八十年代的作家还是现在的作家,什么时代的作家,哪的作家,他的选材选题究竟是什么,这些东西不是很清晰。但我觉得乔院长今天组织这个会的标题很有意思,叫做“世界的症候”,时代的症候,它让我想到,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文学作品,宏观上讲,它必须要有时代性,没有时代性这个作品很难存在它的价值,它的价值很难去评价,它必须有时代性,它必须要反应这个时代的最独特的、最深沉的一些东西和思考,生命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时代性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文学作品应该很好的去表现一些正面价值的东西,这不是在唱高调,因为这个时代的断层也好,或者时代的纠结也好、矛盾也好,冲突也好,价值观念的颠覆也好,现在描写这种失落、倾斜、自卑、慌乱,找不到这个什么,这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不同的时代,都有人在写这个东西,就是这种个人的呻吟,苦痛的呻吟,很多人都在写。但是我觉得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一个文学作品能够给人点力量,应该有一些更好的去寻找如何去从正面价值去寻找一些东西角度给人一些东西。我刚才对乔院长说的一个“力”,这个“力”实际上就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面说,“悲剧是对于一个有长度的完整的行动的模仿”,这个“行动”实际上就是一种冲突、一种张力,一种结构,就是说你不能说些文学作品,我没有看,但是我听大家谈的里面可能存在这个问题,这个情绪不能是一面的情绪,就像我们有一位同学谈论时说的,像一个砂砾顺着斜坡在不断地往下滚动,如果完全是往下滚动的话它就缺乏张力,缺乏那种真正的冲突和行动。所以一个伟大的作品它一定要有一种内含的张力在这,不能说悲伤的东西让人看完以后完全悲伤了,它应该有一些正面的东西,或者有一些希望的东西,或者是一种力量,一种抗衡的东西,哪怕这个抗衡的东西碎了,它也是在抗争。就像鲁迅先生一样,“绝望之于希望正如希望”一样,就是他很绝望,但是他说绝望就是希望。这就涉及到一个文学本质的问题,它还有一个超越,我们还要寻求一种精神超越的东西,任何文学作品现在要有一种文学超越。再有一个就是现在作家的作品,我们提倡更多地是原创,原创精神,要创造我们自己的特色,要创造我们自己的写法,要创造我们自己的这种精神,原创精神,故事情节,写作手法很多方面要有原创,这样我们才可能出现独特的甚至是伟大的作品,才可能出现有轰动的伟大的作家。

  我刚才跟和郭老师在谈,现在为什么《人民的名义》会非常火?它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整个中国社会的现实状态和文化层面的东西,精神需求的东西,艺术展示写法的问题,表现方法的问题,我们还停留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欧洲。群众观众所接受的东西,比如说司汤达的《红与黑》中所写的东西,现在在中国朗读,它跟中国社会的很多东西,无论是价值取向和写法很多都非常相似,它依然会成为名著在这个社会上很好的流传。它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中国这个时代,依然停留在这样一种文化层面上,尽管我们物质上十分丰富。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很好,让我学到了很多。同时我们也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文法学院有中文系,历史系和法学专业,关于文学中的法律问题也有一些人在专门做研究,我们还有一个哈尔滨城市文化研究所,所以我们特别想有这样一个机会,这样一个平台,把哈尔滨的作家、龙江作家,他们的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我们不仅要研究它,要评价它,要对促进龙江作品的繁荣尽我们的微薄之力,向师大来学习,我们也愿意尽一份力。另外一个,我们的一些老师,正在我们的学校准备开设一些通识选修课程,里面就包括东北史,包括哈尔滨城市文学。哈尔滨城市文学里面,我想在座的都应该进入我们课堂授课的视野里面来,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步,比如我们胡婷婷老师就准备开这个课程,要把哈尔滨本土作家的文学作品推出去。另外我们也正在跟市委宣传部和哈尔滨市图书馆设计一个专题叫“一书一城”,就是要推荐哈尔滨的本土作家,他们的作品写得就是哈尔滨这座城市,这个城市与这个作家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第一位请的人在4月23号开始,第二轮也与乔院长沟通了,我们可能要请孙且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个推送整个是有一些媒体等各个方面统一打造的,因为市委宣传部对我们这个(主题)非常支持。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哈尔滨口述历史问题,就是哈尔滨电机的口述历史,专门口述1948年到1960年间哈尔滨著名的军工企业、装备制造业、大工厂的当时建厂时亲力亲为的事,当然这些属于史学方面的,口述历史方面的,但是也是属于保护性的抢救,因为那些人49年建厂就来到哈尔滨的这些人,现在已经都八十五六岁了,通过他们的口述来把哈尔滨的工业发展的历史保留下来。我想这些口述历史以后也都可以成为我们作家创作的素材。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是伟大的时代,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我相信这绝对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们中国走了一个伟大之路,有的是题材值得我们去写,值得我们正面地、突破地去写,把它写得很好,有史诗性的作品出现,所以我希望哈尔滨的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感谢乔院长和何院长给我们搭建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我们会积极参与。

  刚才大家看到有一个身材特别高的女士和我握手,她是哈尔滨市体育局退役的著名的运动员,不知道是哪个项目的,她也是哈尔滨市政协委员。我问她来干什么来了,她说他们体育局要办一个读书会,她来选书。你看我们城市的运动员都开始举办读书会了,正如刚才院长说了,现在这种情况肯定不像咱们选衣服和享用财富这么大的场面,但这都是有个缓慢的过程。我现在倒是看到这种风起云涌的读书活动越来越多,已经有蔚然成风的趋势。在这样貌似美好的背景下,我觉咱们办的有特色的文学论坛,说到底还是重新回到人心的过程。现在原意读书的人读什么,说到底还是读点文学的启示,你说读什么绘画呀听什么音乐会呀看什么戏剧呀,这些时尚活动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广义的文学教育。我们有时候说美德教育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文学的教育,我觉得咱们这个比较有特色的比较安静的论坛举办已经一年了,而且现在主编和院长还有一个更广大的计划,我觉得这个论坛咱们只要慢慢地干下去,尤其在学院派青年评论家的引领下,对本地作家来说,对广大读者来说,可以散发出来另一种芬芳,并不艳丽却素雅,并不招摇却持久,并成为北国一隅别样的风景。谢谢大家,更感谢远道而来的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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